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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父亲读古诗  

2017-03-04 17:59:41|  分类: 转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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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父亲读古诗 - 大宋 - 大宋博客
 
文/潘向黎

    前几天和毕飞宇通电话,聊我们都喜欢的李商隐。他自谦说如果要和我对谈李商隐,他得好好做功课。我倒也没有和他对着谦虚,而是承认自己外国文学实在读得太少了,是个大缺欠。他马上说:这不能怪你,是你从小的环境里中国古典文学这一面太强大了。
    毕飞宇也许是想安慰我,但他说的也是实情。
    上世纪70年代初,我还是学龄前稚童,父亲便让我开始背诵古诗。这句话现在听上去平淡无奇——如今谁家孩子不从“鹅鹅鹅”开始背个几十首古诗,好像幼儿园都不好意思毕业了,但是相信我,这在上世纪70年代,约等于今天有人让孩子放弃学校教育、在家念私塾那样,是逆时代潮流的另类。我是带了一点违禁的提心吊胆,开始读我父亲手书在粗糙文稿纸背面的诗词的。父亲给我开小灶了,我当然非常开心,但是那种喜悦的质感并不光滑,而带着隐隐不安的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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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背的第一首诗是“白日依山尽“,然后是“窗前明月光”和“慈母手中线”。
    然后,应该是“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在我当时的心目中,这首诗有的地方好理解,有的地方完全不明白,杜少府,肯定是姓杜名少府了(呵呵),但什么是城阙?什么叫三秦?“宦游人”是什么?换油人?古代的人,拿什么换油?我有时候看到人家拿家里的废铜烂铁和鸡毛换糖给孩子吃,可是母亲没有这些“家底”,从来都是用钱买的……哎呀,我想到哪儿去了!继续背,“海内存自己,天涯若比邻”,当时我还没有见过海,“海”字让我想到的是父亲所在的上海,既然一年只能在寒暑假见到父亲两次,上海一定非常非常远,那是“海内”还是“天涯”?
    “少小离家老大回”,“黄河远上白云间”,“早发白帝彩云间”“两个黄鹂鸣翠柳”……有首诗印象深刻:“我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当时我已经上学了,明明老师告诉我们,要说:一杯水,一朵花,一棵树,这个人却说花是一个一个的,不过这样说,好像一朵朵花都成了一个个人,很好玩呢。
    当时完全不会在意作者的名字,现在回想起来,贺知章、李白、杜甫、王昌龄、孟浩然……还有我后来膜拜的王维都很早出现了,但没有我后来很喜欢的李商隐、杜牧。
    词。李后主、苏东坡、辛弃疾,后来父亲和我经常谈论的这几位,都是很晚才出现的。我背诵的第一阙词,对一个小女孩来说,是非常生硬突兀的——岳飞的《满江红》。后来我不止一次想过,如果我有女儿,即使不让她背李清照、柳永,至少也会选晏殊、周邦彦吧?现在的我对当年的父亲笑着说:爸爸,你也太离谱了。更离谱的是,当时这阕词因为生字多,我背得很辛苦(比如“凭”字我用铅笔在旁边写上“平”字,“靖”旁边写上“静”,才啃了下来),然后等放暑假,父亲回来了,居然没有抽查到这阙词,让我暗暗失望。那时候,因为常年不在一起生活,我有些敬畏父亲,竟不敢自己提出来卖弄一下,背给他听。
    按现在的养育标准看,我从襁褓中开始父母就被迫分居两地,整个童年父亲都不在身边,心理阴影面积该有多大啊。幸亏父亲不在的时候,有他亲手录的古诗词陪着我。
    大概是1977年或者1978年吧,父亲不知是到南京还是北京出差,给我带了一套唐诗书法书签,就是一张张书法的黑白照片,其实很简陋,但是我爱不释手,天天拿着看,翻来覆去地看,其中有一张我背熟了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我就胡思乱想:五溪,是一条溪的名字吧(又只能“呵呵”了),大概像离母亲工作的学校不远的木兰溪,是清澈见底的淡蓝色的吧?夜郎是什么地方?好奇怪的名字。这张书签上的字体是行书,我觉得和李白的诗很配。还有一张是我没有背过的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记得是用一种“奇怪”的字体写的(后来知道是隶书),这首诗我很喜欢,但是不太明白这个杜牧到底想说什么,父亲又不在身边,我没人可问。但是读着读着,眼前好像出现了一个画面,像在去上海的火车上看到的烟雨朦胧的田野那样,我被一种奇异的感觉笼罩了,觉得自己整个人在昏暗中闪闪发光。当时母亲在我对面批改中学生的英语作业,我没有打扰她,而是一个人安静地体会那种无声无息从天而降的幸福。可是,独自惊喜了一会儿,又有一点隐隐的担忧:怎么读不出什么要人上进的意思?可能是我没读出来,还是理解错了?
    等到再见到父亲,我忘了问这个问题,等到我可以天天见到他,我已经不需要问了,我自己明白了:把千里之外的景色“拘”到读诗人的面前,让人觉得优美,置身其境,这个诗人已经手段了得,这首诗的价值已经足够了。并不需要每首诗都像父亲给我的信中反复教导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那样, 一定要励志的。诗不一定是用来包裹人生道理,不说“苦寒”、单纯写梅花也是可以的。明白了这一点,我有一种被赦免的轻松感,从此自由自在地选择自己喜欢的诗词来读了。
    十二岁那年,随母亲移居上海全家团聚之后,一下子海阔天空了。我从父亲的书架上很方便地可以接触到许多古典诗词读本,而且编选者都是真正的学问大家。比如余英时选注的《乐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竖版,初版定价六毛五分。这是我第一次读竖版的书(也可以说是程乙本《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我当时是两本同时读的),至今记得面对竖排书那种奇异的不适应以及说不清来由的肃然起敬的感觉。
    适应了竖排书之后,有一天我又发现,有的诗和我过去背的不一样,有时是一个字,有时是两个字不一样。我惊呆了,难道父亲错了?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难道书上错了?不可能!——父亲说了,编这些书的“都是真正做学问的人”!“做学问”,父亲早就用语气和神情在我心中核准了这三个字的份量。不得了,出大事了!心急火燎的我,等到父亲从复旦校园里回来,满头大汗地扑上去问他,他却根本不看我手里的书,就轻描淡写地说:“都没错,这是两个版本。”天哪,竟有这种事情!竟然没有斩钉截铁的对与错!怎么会这样呢?父亲一边洗手一边笑着说:“你不用眼睛瞪得圆滚滚,这个很正常,我和他是不同学校不同老师教的,我们的老师当初读的是不同的版本;还有一种可能,这首诗流传下来有两种版本,而我们的老师各人喜欢各人的,所以就不相同了。”于是惊魂初定的我,又记住了一个重要的词:版本。后来,读其他版本的《红楼梦》,发现和记忆中的句子有出入的时候,我不再吃惊,而是对父亲说:“我觉得这个版本,读起来不如那一个舒服。”父亲看了我一眼,眼神内似乎含了一些欣慰,但是仍然说:“不要太随便下结论,版本研究起来是很深的学问。”
    也就是在这些诗词选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在书上随手标记、评点的做法(而不是我的老师们要求的“要保持书本整洁”!),父亲在这些书里,用铅笔、红铅笔、蓝色钢笔作了各种记号(估计是每一次读用一种颜色的笔,有三种颜色表示至少读了三遍)。
    比如《乐府诗选》中,在第18页的《猛虎行》的注释部分,父亲在“双起单承”四字的旁边用红笔划了双线,于是我第一次读这首诗就注意到了这个说法,或者说知道了古诗中的这种手法。在《艳歌行》的注释部分,父亲用单线划了“‘艳’是音乐名词,是正曲之前的一段”,所以我一上来就没有误认为“艳”和鲜艳美丽有什么关系;《白头吟》有“沟水东西流”之句,我顿住了,水怎能同时向两个相反方向流呢?正觉得不好理解,看到注释里,父亲划了“‘东西’是偏义复辞,偏用东字的意义”这一句,而且有时醒目的双线。哦哦,原来如此!《子夜歌》中有“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期”,父亲在“期”字旁边注一“棋”字,还用一个拉长的箭头标到上句的“空局”处,使我更明确地理解了“‘期’与‘棋’同音双关”的注释——眼前是一个空局(空棋枰),就是“未有棋”,同音双关成“未有期”,思念之人相见无期的惆怅,写来多么婉转,又自然又含蓄。当时的我,还远远不能说出“蕴藉”、“风调”,但是已经模糊感受到了单纯里的匠心独具与浑然无痕。
    父亲觉得好的地方,会划圈。若是句子好,先划线然后在线的尾巴上加圈,整首好,则在标题处画。好,一个圈;很好,两个圈;极好,三个圈。觉得不好,是一个类似于拉长了的顿号那样的一长点。让父亲画三个圈的情况自然不多,所以每次遇到我都要“整顿衣裳”,清清嗓子,认认真真地读上几遍。有时候我会忍不住地对父亲说,某一首诗真是好,我完全同意你的三个圈,父亲大多只是笑笑,并不和我展开讨论,那是80年代,他忙着准备讲义和伏案著书,我虽然到了他眼皮底下,但他却常常没空理会我。
    于是我只能用也在书上点点划划写写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读后感——父亲给了我破天荒的待遇,同意我在他书上做记号,当然只能用铅笔。父亲在苦熬他的文章或者讲义,我虽然就坐在他对面,但是不敢打扰他,只能在他读过的书里通过各自的评注和他“聊天”。我喜欢的诗,有时和父亲不一样,比如我在28页的《西门行》的“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四句上重重地划了线,加了圈。父亲正好起身倒茶,看见了,说:“好是好,不过你划三个圈太多了,两个圈还差不多。”父亲大概觉得最好的诗是不能这样说穿道破,直截了当的。而我觉得:一说说到了底,多么痛快!也难怪,我读这些诗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时候,加上80年代万象更新、充满希望的时代氛围,明明是无边无际的忧愁和苦闷,我也读成了明快铿锵。
    有一天,我捧着一本古诗站到父亲面前,破釜沉舟地对他说:“这首诗,我不同意你观点。”面对超级话痨(闽南话叫作“厚话仙”)的女儿,惜时如金的父亲常常有点抵挡不了,用上海话说就是“吃不消”,他想早点溜进书房——“以后再说吧”,我不依不饶——“你给我五分钟。”于是父亲坐了下来,听完我机关枪扫射般的一通话,想了一想,说:“虽说诗无达诂,不过你说的好像比我当年更有道理。”没等我发出欢呼,他又说:“哪天我去看朱先生,带你一起去吧。”朱先生,是父亲的老师,而且是父亲特别尊敬的老师——朱东润先生啊!我又觉得自己整个人闪闪发光起来了。就在那一天,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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